编者按

本报于2016年11月28日至2017年3月17日，曾经连续刊发采访实录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，其后结集出版，成为当代青年励志成才的鲜活教材、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生动范本。应广大读者要求和期盼，本报从今天起，将连续刊出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后续篇《习近平在正定》等采访实录。

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，习近平同志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和书记，在正定工作了三年多。习近平同志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，走遍了全县每一个村。他深入调研，实事求是，敢于担当，锐意改革，广揽英才，心系人民，端正党风，谋划发展，使正定这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冀中平原农业县赶上时代大潮，焕发出勃勃生机活力。 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，在正定大地上书写了一部激情洋溢的青春感人诗篇。习近平同志后来深情地说，“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”。

采访对象：程宝怀，1936年生，河北博野人。1981年任正定县委副书记，后任县长，1983年任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。1997年退休。

采 访 组：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

采访日期：2017年2月28日

采访地点：石家庄市翠屏山迎宾馆

采访组：程宝怀同志，您好！习近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来正定工作时，正是社会逐渐变革、人们思想观念慢慢扭转的历史时期。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，他初来乍到，对正定县情是怎么认识的？

程宝怀：上世纪80年代初，全国正在深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推进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、拨乱反正、落实政策、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，这是全国全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大变革时期。近平同志来正定的时候，正定曾发生了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。“文革”当中，正定县把1200户城镇居民下放农村，他们在农村吃住没有着落，子女上不了学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这批人天天上访，有时堵县委、县政府大门，要求回城安置。近平同志就是在这样一个既混乱又酝酿着巨大变革的历史转折点，来到正定的。

近平同志思想解放、意识超前、博览群书、善于学习，做事沉稳、干练，胆大心细，政策水平高，工作能力强。到正定以后，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，走访了不少群众，召开了有公社干部、社员等参加的不同类型座谈会，了解到很多实际情况，对当时正定农村的现状、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有了深入了解，对确定正定的战略定位和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路。

近平同志来后时间不长，根据正定正好处在省会石家庄市和广大农村之间，提出正定应该走“半城郊型”经济的发展路子。

当时，我对这个名词不太理解，就问他：“‘半城郊型’的内涵是什么？”

近平同志解释说，“半城郊型”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城市经济，是一个介于城市经济和一般农村经济之间的中间型经济。正定老城正好位于距离石家庄市15公里的位置上，正定的北方是广大的农村，正定的南方就是石家庄市。我们处在城市和农村中间过渡的位置上，就应该走城市和农村中间型的经济发展之路。

从此，正定就确立了“依托城市、服务城市、打入石市、挤进京津、咬住晋蒙、冲向全国”的经济发展思路。为了让这个发展思路表达得更加形象和具体，近平同志又提出了“投其所好、供其所需、取其所长、补其所短、应其所变”的二十字经济发展方针。他提出走“半城郊型”经济发展路子之后，正定县大力开展多种经营，大搞农工商，很快出现了党风正、硕果丰的大好局面。近平同志把正定经济带入了发展的快车道。

近平同志离开正定30多年了，但正定一直在沿着这条路子走，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。这说明当时近平同志提出的发展路子是正确的，是符合实际的。这是近平同志对正定的一大贡献。

采访组：当时的正定主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？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上任伊始，做了哪些工作来解决问题？

程宝怀：近平同志首先解决的是正定县征购负担过重的问题，这是关系到全县人民温饱的大问题。

高征购当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，也是“农业学大寨”先进县的一个重要条件，没人敢提出异议，但近平同志做事实在，不唯书，不唯上，只唯实，脚踏实地，实事求是，敢于大胆提出和解决问题。

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，开了不少座谈会，对正定的情况进行了解，再加上他经常下乡调研，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对正定的情况了解得比较详细了。

一天晚上，近平同志到我办公室来。他说：“程县长，最初省委让我到‘好县’工作，依你看，‘好县’的标准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咱正定就是‘好县’，标准很简单：第一，咱们对国家的贡献大，每年粮食征购7600多万斤，是河北省的老大，老书记冯国强说明年咱们还要争取交一个亿。第二，正定的领导班子很团结，老中青结合，你20多岁，我40多岁，冯书记50多岁，是个团结战斗的班子。第三，正定是‘农业学大寨’先进县，咱们的三角村是先进典型，全国各地都来参观学习。”

听后，近平同志笑了，他说：“老程同志，是不是‘好县’，应该以综合指标来衡量。咱们县去年农村人均收入是148元，你刚才说到的学大寨先进的三角村，亩产过千斤可农民还吃不饱，他们偷着到外县换山药干吃，回来交征购。这些事，你了解不？”我说：“我了解。”

近平同志点点头，继续说：“咱们正定县在经济上是农业单打一，在农业上是粮食单打一。咱们为了交征购，年年扩大粮食面积，压缩经济作物面积。现在咱们全县的经济作物，棉花还剩一万亩。我们现在的粮价30年一贯制，小麦一斤1毛2，玉米一斤8分钱。咱们粮食交得越多，群众收入水平就越低。依我看，咱们正定县实际是个‘高产穷县’！”

听到近平同志这么说，我“激灵”一下子，当时有点儿接受不了。我说：“‘农业学大寨’的红旗就在办公室挂着呢，哪能说咱们不是‘好县’呢？”

近平同志说：“咱们的‘贡献’越大，农民的收入就越低。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一下。我想给中央写个信，反映一下这个问题，首先把高征购减下来。”

当时我吃了一惊，连忙说：“这可不行，这可是政治问题，我得先跟老书记汇报一下。”

果然，我一跟冯书记说近平同志要向中央反映减征购的事，冯书记就急了，说：“这个可不能让近平反映！这事，要反映就你反映，出了问题你兜着！”

我回来又找近平同志谈，我说：“冯书记不让你反映，怕你犯错误。他说让我反映。”

近平同志说：“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，怎么会犯错误？我去跟冯书记谈谈。”

他那次跟冯书记怎么谈的，我不得而知。后来听说近平同志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，反映正定高征购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。时间不长，中央、省委、地委联合调查组来到了正定，对正定征购是否负担过重问题开展调研，召开了几个座谈会，调查组一致认为近平同志反映的情况属实。之后上级决定把每年正定征购7600万斤核减到4800万斤，减了2800万斤。这一减，可了不得了。1983年，我们召开三级干部会（县、乡、村三级干部会），对种植结构进行调整，适当压缩粮食作物面积，上经济作物，当年种植“中棉十号”17万亩，一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，农民人均收入从148元涨到了400多元，翻了一番半，一年就彻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。那年，看到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我就对近平同志说：“你为正定人民办了一件大事，正定人民永远忘不了你。”

采访组：上世纪80年代初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还没有广泛推开，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。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那时在正定是怎样积极推行农村改革的？

程宝怀：1982年，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后，经常骑车下乡搞调研，走访群众，了解到生产队长不好当。当时农村的体制是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，社员下地干活的情况是：队长一打钟，干活一窝蜂，社员出工不出力。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，“干不干，八分半”，农民干活没有什么积极性。

有一天，近平同志找到我说：“程县长，最近你注意报纸没有？安徽和四川正在酝酿搞‘大包干’，咱们县能不能选个经济落后的公社搞个‘大包干’试点呢？”

我说：“老书记冯国强给我说过，‘大包干’我们正定目前不能搞，中央没文件，河北省没精神，石家庄地委领导没讲话，咱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冒尖，犯方向路线错误。”

近平同志说：“我觉得‘大包干’不错，是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的最好办法。我去跟老书记说说，你跟玉兰同志说说。”

近平同志跟冯书记怎么谈的，我不了解。我跟玉兰同志一说，她很高兴，说：“‘大包干’是个好东西，迟早都要搞，这是个大方向。早搞比晚搞好，它分配简单，上交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全是自己的，农民容易接受。”

在近平同志和玉兰同志影响下，我逐渐扭转了看法，对“大包干”有了新的认识，开始积极推动。

根据近平同志意见，我当时选择了离县城远、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里双店公社搞“大包干”试点。我把公社党委书记王香文、主任张士文叫到医院（我当时因胃病住院），先询问了他们对“大包干”的认识，说：“你们对‘大包干’是怎么看的？如果在你们公社搞个‘大包干’试点，你们意见怎么样？”

他们说：“我们早就想搞，但是冯书记不让现在就搞。”

我对他们说：“搞‘大包干’咱县领导认识不一致，但允许你们公社先搞个试点。我讲三条原则和三个‘不’。三条原则：一是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，多数社员愿意就搞，多数人不同意就不搞；二是在分配土地时，远近搭配，好次搭配；三是不能跨队分配地。三个‘不’就是不汇报、不宣传、不上报。你们两个记住了吗？”

他们说：“记住了！”

我说：“记住了，回去就搞。”

结果一年就成功了，公社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半，社员年人均收入分配从210多元涨到了400多元。

无巧不成书。有一天，我和冯书记骑车下乡到里双店，我们两个还没坐稳，还没说让公社干部汇报什么工作，公社书记王香文就按捺不住，眉飞色舞地讲起了“大包干”的好处。还没说完，冯书记就拍了桌子：“是谁叫你们搞的！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！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？”

他们摸不着头脑，就老看我。我汗珠子一下子就下来了。冯书记转过头问我：“程县长，这个事你知道吗？”

我当时有点儿懵了，不敢说不知道，也不敢说知道，就含含糊糊地说：“我好像知道点儿，忘了跟你汇报这个事，我做得不对。”

冯书记啥也没说，骑上车就往外走，40里地我们俩没说一句话。走到县委门口，我把车子撂下，三步并两步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。我对近平同志说：“不好了，老书记知道搞‘大包干’了。”近平同志说：“程县长，你紧张什么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‘大包干’搞成功了，应该受到表扬，不应该受到批评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赶紧跟冯书记解释解释吧。”

不知道后来近平同志是怎么跟冯书记解释的，反正这场风波很快也就过去了。正定开了全省“大包干”的先河，近平同志在推行“大包干”上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。后来，他解放思想、大胆改革，实行科技兴县、工业兴县、人才兴县、旅游兴县，走“半城郊型”经济发展路子，奠定了正定经济起飞的基础。

采访组：为了正定发展，习近平同志那时大刀阔斧革新人才制度，收到很好的效果，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。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。

程宝怀：近平同志到正定后非常重视人才，大念“人才经”。他讲，人才是发展经济、翻番致富的根本。在招聘人才上，他做的十分突出，亲自向全国各地发了100多封联系信，聘请有关专家、学者给正定当顾问，组成了有50多人参加的县顾问团，应邀的有顶级专家，如数学家华罗庚、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人。近平同志还让组织部和人事局制定了一个表，把全县中专以上人才进行拉网式统计，逐人登记造册，建立“人才账”，该提拔的提拔，该调动的调动，专业不对口的适当调整，做到人得其所，才适其用。

1983年，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广招人才的《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，放宽政策，加快我县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》，当时反响很大。这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正定“人才九条”。文件提出，凡是来正定的科技人员，每搞成一个项目，利润按比例分成或付一次性总报酬；树立新时期用人观点，凡有技术专长的一律接收，包括出身不好、社会关系复杂、过去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；工作调动由县委组织部和人事部门负责办理，一时办不齐手续可先来后办，原工资照发，粮食定量不变，全部吃细粮；允许研究项目失败，不追究责任，工资报酬、往返车费照付；为调入人才建“人才楼”“招贤馆”；凡到正定来讲学的专家、学者、教授，车接车送，并发津贴费等。

这些政策对人才的吸引力相当大。近平同志让我将“人才九条”印了两千张宣传单，发到各生产队，广泛张贴，并让我送到石家庄地区的《建设日报》发表。我拿着“人才九条”到《建设日报》找到了总编辑。我跟他说：“我们制定了一个招揽人才‘九条’，你给我们登登吧。”他一看这九条，就说：“程县长，你还让我当这总编吗？”

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

他说：“你这九条，违反现行政策，我敢登啊？我一登，地委准把我职务给撤了！”

我回来以后，跟近平同志说了这事，他说：“你去找找《河北日报》。”

第二天，我到《河北日报》找到了总编林放同志。他一看“人才九条”非常高兴，说正定县委班子思想解放，胆子大，就把“人才九条”登在1983年3月29日《河北日报》头版头条上。这篇报道一下子震动了全省甚至全国，要求来正定的人才络绎不绝，正定县委短时间内就收到1000多封书信，当年接收人才374人。当时，我们就成立了人才开发总公司，我任总经理，并且成立了接待办，负责人才的接待和安置事宜。

采访组：在引进人才过程中，有没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事例？

程宝怀：当然有啊。我举两个例子吧。

第一件事，是找石家庄车床附件厂的工程师武宝信。他发明了“三露”，也就是粉刺露、亮肤露、增白露，当时已在全国畅销。

当时武宝信和厂领导在利润分配上发生了矛盾，他见到了“人才九条”，就给近平同志捎信，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。近平同志收到他的信时，天已晚了，就到我办公室来找我。

他说：“程县长，走，咱们今天夜访武宝信！”

我说：“今天晚了，咱们明天再去吧？”

近平同志说：“今天必须找到武宝信。”

于是，我们到了武宝信住的石家庄市桥东区谈固小区，谈固小区有几十栋楼，不知他住哪个楼，于是就挨个打听，问谁谁都不知道，当时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我说：“算了吧，今天找不着，明天再说吧！”

近平同志坚定地说：“不行，今天必须找到武宝信，我从南往北喊，你从东往西喊。”

我们俩在小区里就扯开嗓子喊“武宝信”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武宝信总算听到了，连忙从楼里出来，紧紧握着近平同志的手，非常感动。我们到了他家里，谈了一个多钟头，谈得非常投机。武宝信当即表示：“就冲你们书记、县长来找我这一条，我把新研制的爽脚粉配方给正定。”1983年4月4日，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爽脚粉项目技术转让会，项目落地在新城铺乡。投产不到一年，我们就赚了纯利润30万元。

第二件事，是近平同志到无锡引进人才的故事。正定有个油泵油嘴厂，原属省管，一年赔了27万元。后放给石家庄地区管，一年赔了9万元。

有一天，地区专员冀剑波找到我说：“你们正定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，油泵油嘴厂就在你们正定，就给你们县里管吧！”

我说：“我们不要！”

冀专员说：“你不要，那你想要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我要电视机厂。”

冀专员说：“电视机厂能给你啊？那是咱们地区的骨干企业，不能给你们。”

我说：“不给我们电视机厂，我们也不要油泵油嘴厂，要了就背上个包袱。”

冀专员说：“你们把这厂子搞好了，包袱里装的就是金子！要了吧！”

我回来把这事跟近平同志说了，近平同志说：“地区要给，那就要吧！”

结果，我们管这个厂子，一年就赔了7万元。

为了能让县里的经济发展快些，进一步解放思想，1984年五六月间，近平同志带领县经济考察团到江苏考察乡镇企业发展经验，先后走访了无锡、常熟、南通等地。在无锡，近平同志约见了给他写信，愿意到正定工作的无锡机械局农机供销公司原经理邱斌昌。邱斌昌懂经营、善管理，是个能人。听了近平同志对县里企业情况的介绍，邱斌昌当即表示可以到油泵油嘴厂工作。他还特别提到，自己可以带一个成熟的柴油发电机项目到正定，马上就能出产品。

近平同志问邱斌昌：“你从大城市去我们偏僻的县城，有什么条件吗？”

他回答说：“没有条件。”

近平同志就把“人才九条”的内容给他说了说。他说：“我不需要这个。”

近平同志就笑了，说：“你不提条件我们不好请呀。”

邱斌昌说：“你要非让我说，那我就提两条吧。我现在是17级工资，我一踏上正定的土地，县里就给我涨1级工资。我保证在一年之内，油泵油嘴厂的产值翻一番，到时候你再给我涨2级工资，达到14级。这样，我从正定再回到无锡，就是高干了，重要文件得让我看，重要会议必须让我参加。”

近平同志当时就打电话跟我商量，问我：“邱斌昌提的这两条行不行？”

我说：“这是最低条件。工资级差不大，搞不好，一年也就是多付两三百块钱，可以答应他！”

邱斌昌这个人积极性很高，当年8月就到正定报到了。他找到我，说：“你是程县长？你知道我的事情了？”

我说：“你的工资已经从17级涨到16级了。我们说一是一，说到做到，这就是正定精神！明天我领你到大会上宣布，你就是县油泵油嘴厂的厂长。”

邱斌昌很感动，当时眼睛就湿润了。第二天，我就到油泵油嘴厂召开职工大会，宣布邱斌昌为厂长，行政16级。

宣布完后，厂里有个副书记，给我提意见说：“程县长，你做得不对。县里给我们请厂长我们能接受，但宣布他的级别就不对了。”

我说：“这是习书记给你们请的人才。级别是邱斌昌来正定工作的条件，你们就不要提意见了，下月按16级给他发工资。”

邱斌昌这个人本事太大了，上任没几天，就把油泵油嘴厂积压的产品全部卖了出去，随后就开始组织生产，当年产值实现翻番，成为正定县四大骨干企业之一。他带来的柴油发电机项目，成为企业的一个增长点。后来，他在正定工作了十几年，一直干到退休，为正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和离开正定以后，都对他非常关心，曾经给我来过3次信，让我注意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。后来县里把他提为正定的政协副主席，药费按月报销。